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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新闻】钢铁去产能死结人多和债多成为两座大山空压机

发布时间:2020-10-18 18:17:31 阅读: 来源:输送带厂家

武钢大厦有些冷清。友谊大道上这幢偌大的楼宇,曾是武汉引以为傲的标签之一。每天早晨,武钢董事长马国强习惯在这栋大楼里和全体中层人员开晨会,听取下属汇报生产经营情况。在武钢职工眼里,当下这个掌管着超过8万人、全球排名第四的特大钢铁企业的董事长压力很大,“经常出差,有时连秘书都不带,拿个包就走了。”

马国强现在操心的问题可谓错综复杂。今年5月,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视察武钢,勉励武钢要勇于创新,在去产能大背景下,关停旧产能,并带领武钢这个去年A股亏损王走出困境。这是压在马国强这个当家人肩膀上的重担。

也是在这个月,市场上风传已久的武钢和宝钢重组传言终于落地,重组后的这家钢铁公司产能将超过7000万吨,超过河北钢铁,位居行业第一。整合过程中不可避免存在人员分流安置、资产合并、业务重组等诸多问题,熟知国企改革的人都知道,这背后的工作难度和强度远非一纸文件这么简单。

武钢大厦往东10公里,是其全资子公司武钢重工所在地。不久前,马国强在这里亲自将45名职工送出了大门,赴其他公司当协警。武钢对此作出承诺,这些人仍然保有“武钢正式职工”的身份,只是武钢压力太大,这些职工去别的地方工作,收入不会比在武钢差。

事实上,这是一场全国范围的战役,这45人只是全国将要下岗分流的50万名钢铁工人的缩影。

今年2月,国务院下发6号文,要求用5年时间化解钢铁过剩产能1亿-1.5亿吨。两个月后,财政部下发配套文件,对5年1000亿元化解钢铁煤炭产能配套资金如何分配和使用进行了说明。5月中,财政部再发通知,确定2016年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的276.43亿元年度配套资金。至此,包含了奖补资金、财税支持、金融支持、职工安置、国土、环保、质量、安全在内的八项配套政策以及整体实施方案全部公布。

决策层接二连三的动作,让地方政府如坐针毡。河北、山东、河南、广东、云南等多省区陆续出台过剩产能压减的具体目标,河北省提出今年要退出1422万吨炼钢产能,广东到今年底将实现全省国有关停的“僵尸企业”基本出清,将钢铁产能控制在4000万吨以内。

然而,让人意想不到的是,这场钢铁去产能之战,却在2016年第一个季度迎头赶上了一场来势汹汹的复产潮。

今年4月,国内钢铁日均产量达到了历史新高,与此同时,2月以来每周的高炉个数开工率和容积开工率一直在上升。地方政府“是否真有(去产能)实质性举措”的态度也备受质疑。

钢铁产业是国家重点发展的重工业,曾经被誉为新中国发展的脊梁。如今,这个曾经支撑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传统行业走到了时代拐点。史上最严和最大力度的产能出清政策下,这个曾热火朝天的行业像高速飞驰的列车,一脚急刹,方寸难控。

被“抛弃”的一代

2016年5月,对岳敏来说,是黑暗的一个月。

上旬的一天,他照旧到河北省一家民营钢铁企业的综合服务处上班,电话铃响,部门主管让他去一趟办公室。主管告诉他,因为企业效益问题,需要他暂时离开工作岗位,去参加安全知识培训。岳敏有心理准备,很多工友已经接到通知,培训期间需要天天上课,当月会有800元工资,培训考试不合格,800元工资悉数扣发。

“就是想让你主动辞职,你不去800块都不给你,去了800块钱也不够活。”最终,岳敏选择了辞职。

岳敏对《中国企业家》记者说,那段时间,他所在的企业,除了销售和采购部门外,其他部门都在大幅裁员,而且不是一次裁完,分三次进行。

“以前我们办公室一年招待费都是200万,采取措施后,一年至少节省几十万。”岳敏说,以前无论是出去做对标,还是上级搞检查,出去吃喝,“搞点小节目”,都是稀松平常的事,现在甚至上级来检查也不管饭。员工下岗或者减薪,收入减半,打车等消费自然也随之减少。辞职做了出租车司机的小岳,生意一天不如一天。

而1000多公里之外的武汉,张军也在经历相同的焦灼。

去年12月底,58岁的张军终于能轻松下来休息几天。自从30岁转业进入武钢集团,他已经在这个企业工作了28年。

他热爱这份工作。他的东家武钢有矿山采掘、炼焦、炼铁、炼钢、轧钢及物流、配套公辅设施等业务,曾联合重组鄂钢、柳钢、昆钢,成为生产规模近4000万吨的集团,居世界钢铁行业第四位。

作为轧钢厂车间不可或缺的技术骨干,他的休假申请已经被一拖再拖,一年马上就要结束时,单位批准了他的年假。但回家没两天,张军突然接到单位电话,通知他去单位签“歇岗”协议。

此前,虽然他对行业和武钢的处境有所了解,但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,更没想到,自己的命运会和这波产业低潮捆绑起来。

后来张军才知道,这个月,武钢开始动员临近退休年龄的员工提前退休。为公平起见,离退休5年内的,根据年龄大小一刀切。

“在这之前我们什么消息都没听到,毫无准备,当时很难接受。”张军的老伴苏林对《中国企业家》记者说。

“我还有两年就退休了,不是应该安心养老了吗?现在反而被裁,影响退休不说,这两年收入也少了很多,心里自然不舒服。”张军同样心有怨念。

张军原本月收入四五千元,“歇岗”后每月会拿到2600元的“13号工资”。武钢每月发放两次工资,13号发基本工资,25号发绩效工资。所谓13号工资是指基本工资。以后他只能一直拿基本工资,直到2018年退休。

武钢为了照顾年龄稍大、在求职市场上处于弱势的员工,规定只有离退休仅剩两年的老员工可以享受“歇岗”安置。在“歇岗”之外,还有“居家”。这是针对离退休还差5年的员工的分流方式。比如一名职工今年55岁,按规定,技术工种60岁退休,现在效益不好需要“居家”,到达退休年龄前这5年间,每月发1500元的生活费,再额外每月发700元,一共是2200元,比同等工资水平的“歇岗”者少了400元。如果响应单位政策,还可额外一次性获得奖励5000元。

数万名钢铁工人和他们的家庭命运就此改变。今年两会期间,马国强首度对媒体公开透露,武钢员工数量将从8万人减至3万人。

苏林从小在武钢长大。父亲1958年从湖南老家来到武钢,是“武钢一代”。1954年,国家批准建立武汉钢铁公司,来自全国10余省份的5万多名工人和7万多名家属集结在长江边的这个城市。沿江建起了16个街坊、50万平方米的武钢职工生活区。

这片以街坊区分的红砖建筑,是1958年由苏联专家指导所建,从空中俯瞰,正好是个硕大的“红双喜”。生活区的房子因外墙大多被涂成红色,得名“红钢城”。

这座本部厂区位于武汉市青山区的“共和国钢铁长子”,是新中国开建投产的第一座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,在超过半个世纪的时光里,成为了武钢人的骄傲,也为整个青山的数万家庭数代人提供了生活来源。

苏林从小就是别人羡慕的“武钢子弟”。“家有武钢,心里不慌”,她常听武钢人这么说。和很多大型国企一样,武钢有自己的学校、医院、发电厂、快餐公司、电影院,甚至还有包装纸上印着“武钢”的冰棍。对武钢人来说,这都是身份的象征,也浓缩了他们对这家老国企的感情。

苏林1983年进厂,三年前退休,在武钢工作了整整30年。她的5个兄弟姐妹均在武钢工作。他们见证了武钢半个世纪的兴衰变迁:从一家项目需要苏联援建的企业,晋升国家一级企业,全国最大的方坯连铸机建成投产,武钢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,武钢股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等。她的青春和家庭,和武钢的点点滴滴紧密相连。而今,一代人的记忆也变得暗淡。

一个产业的整体性决策落地成无数个个体的命运,苏林的姐夫赵伟比张军早20年经历了这个过程。

1997年,在武钢做炉前工的赵伟,被要求提前5年内退,彼时正值上世纪90年代的国企工人下岗潮。当时,处于集中调整阶段的国企,有大量工人下岗。有文章叙述当年下岗工人的艰辛,一些下岗者失去收入来源,到菜场徘徊,等小贩收摊时不得不偷拾菜叶维持生活。

然而,那个时期是改革开放后的黄金时代,短暂的痛苦,换回了国企的活力和后续发展。大量国企改制和私营企业崛起,实现了新中国市场经济历史进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在那轮轰轰烈烈的国企改革中,下岗的赵伟每月能拿到2000多元的退休工资,正式工人薪水为5000来元每月,少了一半的收入。

“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先例,这一次大家才那么顾虑。张军到60岁时,跟别人工作到60岁的人相比,退休金就要少很多。”苏林忧心忡忡,“为什么我们担心呢?有先例在那里,历史总在重复。”

国家层面也在安抚人心。为了促进钢铁产业去产能,在今年两会期间,财政部副部长刘昆曾表示,1000亿元专项奖补资金管理办法的讨论稿已完成,采用基础奖补再加阶梯式奖补的办法。

这一笔巨额专项资金让各地政府企业热情高涨,随后地方政府设定的钢铁、煤炭行业去产能目标之和甚至超过了中央拟定的目标,但这笔奖补资金到底如何公平、公正、有效地分配,自然成为焦点问题。

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,去产能能否收到成效,关键要解决两个问题,人到哪里去,钱从哪里来。这需要各个部门政策配套,行政改革、财政改革、税务改革、税贸改革、国企改革五大改革配套去产能。虽然国家拨款以备人员安置,但这不仅仅是拨款能解决的问题。比如,人员分流后,相应部门需要解决养老保险的问题,而现在的部门政策都没有配套。

类似的悲情场景在全国很多大钢厂一样在上演。

马钢董事长高海建向本刊记者讲述了这样一幕:马钢关闭一个厂房后,仍有员工照常天天去上班。虽然机器都停了,员工仍然拿着抹布擦试机器设备,就等着有一天复产,“很多工人一辈子就干这一个事,别的可能也不会干,他们把感情全都寄托在钢厂。尤其有些老人,他就觉得企业在我就在,我不管它停还是不停,发不发工资我都来上班,机器设备转不转,我都要给它擦试。”

而对年轻一代来说,钢厂已经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了。苏林的儿子是第三代武钢人。10年前他进入武钢时,正赶上武钢第三次创业。武钢的钢铁产能从不到900万吨,到通过2005年至2006年的三次兼并,一举跃至3000万吨,直逼行业老大宝钢。

苏林的儿子曾就职于武钢附属单位北湖经济开发公司。这家劳务输出公司下有大量劳务工,同工不同酬,武钢哪个岗位需要人,就临时派过去。工人面对的工作分A类岗和B类岗。比如,单位拨款5000元,A类岗(全民岗位)可以拿到5000元,并享受所有福利待遇。B类岗就只能拿到1700元,除医疗待遇外,不能享有其他福利待遇。同样的工作,收入待遇差别很大,苏林的儿子不是正式工,在武钢减产前做炉前工,是高危岗位,每月却只有1700元的收入。去年,苏林的儿子选择主动辞职。与苏林等自认为“被抛弃的一代人”相比,儿子成了家族中第一个主动“逃离”武钢的人。

在青山区工业四路上,有一座全钢结构的三层小楼,这是武钢博物馆。馆中记载了武钢的辉煌历史,也记录着老一辈武钢人的梦想。在老一辈武钢人看来,新一辈武钢人已经不一样。目前在武钢一线工人中,仍以40多岁为主,30多岁的极少,年龄层出现严重的断档。

去产能“死结”

找钢网北京办公室,下午4点22分。电子屏幕上的交易额还在跳跃。

“今天应该能过6万,5月的日交易额有时候超过7万。”找钢网高级副总裁郎永淳告诉《中国企业家》记者。

郎永淳注意到,今年上半年,尤其是四五月份,钢铁交易出现了一个反常情况。找钢网去年的日平均交易量是20万吨左右,但今年前五个月,有很多次日均交易额远超22万吨,这也意味着,在国家多部门着力部署去产能的几个月里,钢铁的交易量比之前反而提高了10%。来自找钢网的统计数据显示,今年1到5月,找钢商城的销售额比2015年1月到5月份翻了一番。

不仅交易更加活跃,而且钢价也明显上涨。浙江物产从事钢贸业务的李爽告诉《中国企业家》记者:“从12月份下旬开始一直涨到4月份,国家一直说去产能,叫了大半年将近一年爆发了。我记得很清楚,本来价格是1700、1800,最高涨到3000。一季度的这种涨价应该是五六年之内都没有遇到过的。”

截至本刊发稿,钢材期货仍震荡走高,钢坯再度上涨50,现货市场也在大幅跟涨。

这无疑是个怪现状。今年上半年,政府相关部门密集出台政策鼓励去产能的大背景下,行业热度不降反增。不仅如此,原本停产的企业也开始复产。去年,钢铁行业停产产能在1.1亿吨左右,淘汰产能6000多万吨,然而,今年集中复产的却占据了一半。数据显示,对钢铁行业复产的程度有了更加具体的说明。从今年2月到5月的第3周,全行业共复产102座高炉,其中,2月复产13座,3月份复产48座,4月份复产24座,3个半月复产总容积8.42万立方米,年化产能约8200万吨,而复产的企业,绝大部分为停产较久后复产,有一小部分是检修后恢复生产。

“5个不明确,让去产能难上加难。”李锦说,山东的一个钢铁集团董事长曾向他抱怨:现在钢铁行业哪些需要去产能,哪些需要降指标,这点不明确,另外,哪些企业去产能不明确,责任主体不明确,配套政策不明确,动力机制不明确,五个问题都是现在迫切需要解决的,“所以大家只能等。”

政府行政下达的去产能指标为9000万吨到1亿吨,其中,全国四大主要钢铁生产省份,河北省主动认领1亿吨,江苏认领1000万吨,山东1000万吨,山西300万吨,但现实层面,四大产钢大省基本上都没有采取实质措施。李锦说,重化工业集中的北方,压力最为集中,尤其是钢铁、煤炭大省。所以山东、山西、河南、河北、江苏等省份相对来说比较主动,而南方,包括广东、浙江、福建等省,去产能压力不是很重。

事实上,地方大员们面临的问题同样让他们左右为难。虽然很多地方政府积极认领了去产能任务,并在各种场合吹风督促任务的达成,可实际上只是陆续开展了周边工作,并未真正体现在产能减少上。

李锦说,他在地方调研时发现,地方政府去产能主要是来自于压力,真实情况是“不想去,不能去,不敢去”。尤其一些钢铁大省,去产能后没有替代的产业。因此,很多人有一种“熬”的心理,希望熬过冬天,其他人的产能去掉了,产品价格会上涨,自己的春天就来了。

“厂长不想去产能,市长不想,行长也不想,‘三个长’都不想,这三个人是连在一起的。去产能,三方面都有损失,这是个百分之百的普遍现象,没有一个例外。”李锦说,因为钢铁企业都是当地政府、尤其在县市一级财政税收的主要来源,其亏损还是盈利,直接影响着当地的财政税收和GDP,谁当市长都不会有去产能的经济动力。而钢厂大多靠银行贷款支撑,去产能,减利润,对于银行行长来说也不是好事。所以三个“长”都在等上面下任务压到头上再执行。

对于这种现实状况,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赵辰昕放出了狠话:“各省区市签订的目标责任书就是军令状,年底要一一盘点交账。”

7月14日上午,赵辰昕在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上说,国务院领导多次明确指出,今年钢铁煤炭去产能目标任务必须完成。近期钢材价格回升,的确会影响去产能的积极性,但各地去产能都签了军令状,没有完成全年任务的,都将被严肃问责。

但一头是泰山压顶式的行政命令,另一头是关乎区域经济和发展大任的现实之踵。这一组现实矛盾如同一个死结,横亘在决策者与生产企业之间,扭曲而又无从回避。

“人、债”两座大山

“人多、债多,这是关键问题。”武钢外宣办主任孙劲接受《中国企业家》记者采访时直截了当,“以民营企业沙钢为例,沙钢的效益比我们高20%。不说别的,单说用人,武钢是四班三倒,沙钢是三班三倒,我们相当于是四批人做三批人的工作。光一个岗位上,沙钢就比武钢少了一个班,一个班多少人?少则5个人,多则七八个,十几个人。”

国有企业吨钢成本明显高于民营企业,在业内已不稀奇。一家国有钢企高管向本刊抱怨称,国企人多以及员工分流压力大是必然的。民企也有转岗去产能的问题,但由于民企的人员优化以自我调节为主,可以直接下岗,负担没有国企重,问题也没有国企那么集中和突出。

今年1月12日,武钢集团公司人力资源服务中心正式成立,收回了物业等一些外包的业务板块,腾出的岗位在内部进行消化。此外,武钢也正在和武汉市人社部门合作,拓展新岗位。3月19日,武汉市人社局举办了一场针对武钢职工的万人专场招聘会,有3000多名武钢职工找到了相关岗位。

除安置分流外,马国强的办法是求助非钢产业。“现在武钢8万人,不可能8万人都去炼钢炼铁,可能我们只需要3万人炼钢,其他4万到5万人要分流到非钢业务或寻找新的工作岗位。”马国强透露,今年武钢在多元化业务方面,将重点聚焦在城市建设、节能环保、城市服务等。

孙劲告诉《中国企业家》,以前武钢有很多二级单位、三级单位,三级单位上面也有很多经济实体,有的经济实体不仅不赚钱,而且还会消耗集团的资金,“我们有的公司,一家公司下面有100多家子公司。其中就有一些僵尸企业,该关都关,该停的停。”

他进一步强调,武钢的产业发展思路是聚焦和向外。聚焦到赚钱的行业,把人力物力财力集中到几个赚钱的业务上;向外则是针对一些服务类业务,以前只为武钢提供生产和服务,现在,这些企业需要打开大门,面向社会营业。武钢尝试将退出现职的管理人员充实到业务一线,作为牵头人,带着职工向外发展,可以开拓多元业务,也可以组织业务输出。武钢集团成立了人力资源服务中心,下面有若干个牵头人组成的小组,带动职工向外突围。

除人员安置外,成本高、负债压力大是另一个难题。今年一季度,武钢发布的年报显示,2015年,武钢生产铁1515.5万吨、钢1539.6万吨、材1434.0万吨,实现营业收入583.38亿元,较2014年的993.73亿元大幅减少41.29%。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-75.15亿元。值得注意的是,这是武钢自1999年上市以后17年间首次亏损。

截至2015年底,武钢股份总负债658.62亿元,资产负债率达69.7%。而到今年一季报,其负债总额已增至682.17亿元,负债率首次突破70%。从全国来看,去年下半年,钢铁行业陷入全行业亏损。在持续信贷紧缩背景下,2015年中国大型钢企平均资产负债率为70.06%,部分企业现金流紧张。

今年6月,渤海钢铁因逾期未缴纳境外债券票息,被指已构成潜在违约,这家荣登世界500强名单的钢铁巨擘曾被当地政府寄予厚望,而接下来,这家企业面临的将是债务重组的命运。

更令渤海钢铁及天津市政府焦头烂额的是,该公司正拖欠1920亿元金融债务,涉及到包括超过7家银行在内的105家债权方。

业内一名熟悉渤海钢铁的知情人士接受《中国企业家》采访时表示,渤海钢铁债务祸根,始于6年前当地政府的“拉郎配”,强行把四家当地国有钢铁企业整合,组建渤海钢铁。

“这四家企业在渤海钢铁内部依然是各自为政,实际上是整而不合。”上述人士说。整合后,渤海钢铁开始大规模扩张,最终为如今的债务风波埋下了隐患。

事实上,对于在行业寒冬中陷入困境的钢铁企业来说,各有各的煎熬。自2014年12月以来,曾一度徘徊在破产边缘的中钢集团依然在各方博弈中艰难自救。

今年4月,中钢集团几经协商的债务重组方案上报国务院,方案涉及与几十家银行谈成的减债、展期、债转股等条款,最终债务规模有望降至600亿元左右,其中,债转股的比例大约占到一半,展期的部分债务时限为6年。

但围绕这一方案的后续进展始终未能落地,截至目前,在巨额亏损泥潭里挣扎了两年之久的中钢集团依然危机重重。

无独有偶,今年7月,东北特钢集团再次被推上舆论风口浪尖,这家中国北方最大的国有特钢企业在最近不到4个月的时间内,连续7只债券连环违约,共计47.7亿元(不含利息),让债权人恐慌的是,截至目前,东北特钢集团仍无具体的解决方案。

整个钢铁行业在持久亏损的冲击下,压缩产能意味着断臂求生、揭疤亮丑。但海面以上是冰山一角,海面以下隐藏着更大的山体。

内外纾困

惨淡的现状倒逼着全国钢铁企业寻求新的求生路径,借助互联网成了当下唯一的救命稻草。

“一段时间的试水,武钢通过找钢网撮合了200多万吨钢材交易,除此之外,后者通过自营,替武钢卖了30多万吨钢材。”孙劲对《中国企业家》记者说。

但去产能大棒下,企业主动转型动力有限。“互联网+”为钢铁产业转型升级提供的契机,让钢铁生产企业开始回归商业的本质,借助电商的大数据,优化产业的运营模式,通过网络零售、网络分销环节的数据化倒逼产业转型。

“目前钢铁行业在工艺、产品和观念上的创新力度还不够。我们不仅要让工艺和产品的创新更有效,还要注重观念的创新。”马国强说。

在马国强看来,最传统的钢铁行业和互联在很多方面可以实现结合。他说,企业要改变过去长期的习惯,设备适合生产什么就生产什么,生产出什么来以后就要想方设法找客户把这些销售出去,这是传统的模式。“有了互联网,就应该要倒过来,客户需要什么,什么时候需要什么,需要多少钢材,都能很便捷地通过互联网生成我们企业的合同,生成订单。”

在诸多业内人士眼里,马国强颇有财务运作背景,且职业生涯一直聚焦在钢铁行业,曾在带领宝钢集团走出经营困境中发挥重要作用。一名熟知武钢集团的钢铁行业人士对《中国企业家》记者说,武钢当前的困境有着自身历史和行业双重原因,“马国强从宝钢空降到武钢有点像救火队长,他虽然不是学钢铁出身,但非常有想法。”

产业转型背景下,马国强的确有自己的一套理解。他说,钢铁行业应该借助互联网来定制化生产,以前是批量化生产,可能将来也要过渡到定制化生产,内部智能制造、信息化也要同步跟上,“这是现在钢铁行业在迎接未来的智能制造2025也好、工业4.0也好,大家都在探索的一条路。我们界定互联网是一个手段,但是这个手段背后,更多的是观念的变化。就武钢而言,利用互联网这个手段,我们可以把战略产品通过互联网跟下游的用户更好的对接,那么它的需求能够很便捷地转化成我的生产订单。”

越来越多的钢铁企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。

江苏攀华集团是重庆钢铁的客户,此前,其购买重庆钢铁的钢板通过水路运到江苏进行加工,做成彩钢卷等产品。去年,重庆钢铁亏损近60亿元,“江苏攀华决定,直接承包重庆钢铁的五条生产线,怎么生产我来说,而不是你来定了。”一名业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,下游企业承包上游生产线,钢板出来后,攀华直接就地加工,然后通过长江水运,精准对接,把终端产品彩钢卷等运到买家手里,节省了多次运输成本,压缩了中间链条。

郎永淳也举例表示,找钢网根据以往积累的交易数据发现,在交易平台上有一类特殊的买家,名为封头企业(封头是一种锅炉部件),每月都有固定需求。他们所需的钢板属性偏软,只有一个核心要求:折弯不开裂,柔韧性好,其他如平整度、硬度等均无过高要求。根据大数据分析,找钢网向一家钢厂下订单,每月生产固定产量的软性钢板供给封头企业。一方面,满足了下游用户的需求,提高了用户的体验度;另外反向定制,帮助钢厂有针对性地生产订单,满足细分领域的需求,提高产品的利润。

华东一家大型钢厂与找钢网合作试点杭州地区钢材市场。找钢网通过大数据分析社会库存、品种、消费量等,告诉该钢厂市场某个品种存在缺货等信息。钢厂迅速安排生产、发货、调整价格,两个月内将其在杭州地区的产品均价提升了30元/吨,钢厂市场决策也由慢变快。依托大数据中心,产销一体化使库存周转天数缩短到10天以内,压缩了每吨钢的存货周转天数,随之也降低了单吨钢的财务成本,实现真正让利于钢厂和终端用户,同时也使市场决策由慢变快。

钢铁企业也在利用互联网的手段,驱动钢厂生产组织模式变革。以合作的钢铁企业为例,钢厂本来已经计划排产A规格产品20000吨,然而交易数据显示该规格每月的销量是5000吨,且近期该品种的需求比较平稳,同时该规格的市场库存是10000吨。找钢网结合库存及需求信息判断,市场库存仍可销售2个月60天。这时,就可建议钢厂应暂停A规格产品生产。这样就能真正意义上帮助钢厂实现以销定产,避免资源浪费。

通过电商,生产企业将由以前的“批发制”转向“零售制”。在这过程中,电商积累了大量的一手资源和数据。对传统行业内的生产企业来说,这些数据的含金量极大。通过大数据,生产者和消费者紧密联系在一起。消费者在网上的一举一动,生产商都能获悉;针对消费者个性化需求,生产商可以迅速组织采购、生产和物流配送。在满足用户需求后,用户与生产商之间产生了粘性,按需生产成为顺理成章之事。

麦肯锡的一份研究报告也显示,在美国能充分利用海量数据的企业,能将其利润提高60%以上。电商平台的产生,可以使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大为下降。

找钢网创始人王东告诉《中国企业家》记者,去年实行去产能政策,加上市场行情不好,企业积极性不高,钢铁库存减少,从而造成今年上半年价格上涨。要想实现去产能目标,必须在淘汰落后产能的同时,保护优质产能,防止钢铁产品因去产能而库存减少,再次引起价格上涨,这时候,一些小作坊的落后产能就会释放出来填补市场空白。

曾经,河北唐山周边有数不清的小钢厂热火朝天搞生产。王东说,有些用钢企业为了节省成本,会从这类没有经营、开票资格的小企业手里买钢材。而营改增后,他们不得不从大钢厂买货,“营改增也是一个遏制落后产能的有效手段。”

多年累积下来的产业沉疴,让这个行业的每一个参与者都在合纵连横地保命突围。6月26日,宝钢股份和武钢股份同时发布公告,两家公司战略重组。当天,从武钢建厂开始便在红钢城做餐饮生意的老陈告诉记者:“这里要拆了,只有一栋楼会留下作为纪念。”

这个来自河南的小餐馆老板不知道两家公司合并背后的根源是什么,也不了解互联网,方圆几公里内冷冷清清,两座专为武钢人兴建的大型综合商场也人迹寥寥。

红钢城已不复往日辉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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